在1955年授予军衔时，在57位上将中，宋时轮的升迁引发了许多老战士的不满。他的经历包括三次入党和两次被撤职，指挥过的战役充满悲剧色彩。对于他，外界评价不一：有人认为他运气好，也有人认为他背负着过重的责任。在这些争议之中，反映了一个艰难的问题：指挥员应该对多少人的牺牲负责？
1938年8月，冀东地区突然爆发由10万民众组成的抗日武装。宋时轮站在迁西的山头，注视着黑压压的队伍。尽管第四纵队只有5000多人，却引发了整个冀东的抗争，农民、工人乃至伪政府的人员纷纷加入。在这场波及20多个县、攻下9座县城的暴动中，宋时轮内心感到不安。随着日军从武汉调兵，四面围堵，宋时轮负伤，物资短缺，冬天即将来临，队伍面临巨大困难。
之后，第四纵队召开会议，尽管许多人主张撤退，宋时轮认为当前是万不得已的时刻，但最后决定主力西撤，留下400多人坚守。在一场惨烈的撤退中，50000人的队伍只剩下3000人。这是八路军历史上最严重的损失之一，而中央的电报评价却令宋时轮感到刺痛。
1940年，他在延安进行反思和自我检讨，认为在冀东暴动后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过度自信，未等待领导批准就带队撤退。但他心中明白，这不能改变损失的事实。
1946年，宋时轮作为中共代表在北平频繁与国民党人士交涉，展示了坚定的态度。内战爆发后，他回归山东野战军担任参谋长，然而真正指挥作战的仍是指挥员。在泗县战役中失利后，他被降职调往渤海军区。当1947年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成立时，陈毅任命他为司令员，真正获得指挥权。
随后的豫东战役中，宋时轮以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阻击了国民党重兵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在淮海战役和济南战役中展现出卓越的指挥能力，成功全歼敌军，并赢得了“排炮不动”的名声。
1950年，毛泽东对他提出了直接的要求，面对美国陆战第一师，宋时轮深知其战斗力。在长津湖战役中，条件极为艰苦，战士们在零下30度的寒冷中冒险作战。尽管部队最终取得胜利，但非战斗减员的不幸让他心痛不已，导致近三万名士兵遭受冻伤。
宋时轮的军事生涯充满了荣耀与悲剧，其争议虽未消减，但他的指挥能力和责任心不容小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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